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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号·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及赵某、徐某某单元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案指导性意义探析

时间:2021-09-17 04:13编辑:admin来源:BG首页当前位置:主页 > BG首页花语大全 > 其他花语 >
本文摘要: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公布的,案件处置惩罚效果已经发生执法效力,办案法式切合执法划定,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执法适用、政策掌握、办案方法等方面临管理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体现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精品案例”。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作了突出检察特色的“改版”,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案例的业务指导功效与宣教普法性能,获得各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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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公布的,案件处置惩罚效果已经发生执法效力,办案法式切合执法划定,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执法适用、政策掌握、办案方法等方面临管理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体现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精品案例”。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作了突出检察特色的“改版”,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案例的业务指导功效与宣教普法性能,获得各方认同。

增强对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应用,充实发挥指导性案例对检察办案事情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于促进检察机关严格公正司法,保障执法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于近期推出“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精释”系列线上“微课”,深入剖析指导性案例的典型意义,创新推进业务建设,促进办案质效的全面提升。第70讲检例第73号“浙江省某县图书馆及赵某、徐某某单元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公布的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之一。

该批指导性案例突出了“提升职务犯罪检察品质,为反糜烂斗争孝敬检察气力”的主题。①检例第73号以检察机关在管理单元犯罪案件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解答了我国监察体制革新以来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责分工问题。除了该指导性案例重点强调的法式性问题之外,检例第73号在罪间区分、单元犯罪刑事责任认定等实体问题上亦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此外,对于该指导性案例的明白也应当精密联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新规,实时更新思想。→→点击检察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导 读一、本案的罪间区分问题(一)单元受贿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二)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三)主观方面的认定二、单元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三、本案体现的刑事诉讼权责分工(一)关于检察机关在观察阶段的提前介入(二)关于检察机关对单元犯罪依法直接追加起诉(三)关于检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一、本案的罪间区分问题本案中,针对三起案件事实,法院划分给予了差别的定性。从本案所涉及的罪名来看,三个罪名在行为类型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本案的罪间区分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单元受贿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本案据以认定单元受贿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案件事实中,均包罗有经单元团体讨论决议,以单元名义,将非法所得分配给本单元事情人员的行为。可是,二者在详细犯罪的认定上却具有截然差别的意义。《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二款划定:“前款所列单元,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黑暗收受种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划定处罚。

”可以见得,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二款划定的组成要件行为系单元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黑暗收受种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并不包罗处分非法所得的行为。可以认为,即便行为人未将非法所得用于发放事情人员福利及支付本单元其他开支,亦不影响单元受贿罪的建立,发放福利与支付本单元其他开支的行为应认定为行为人实现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系维护其基于犯罪而发生的支配职位之须要手段,属于不予单独评价的“与罚的后行为”。②就单元受贿罪的建立而言,行为人处分非法所得的事实只宜作为辅助认定受贿行为系为单元利益实施的案件事实之一。

而凭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划定,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元、人民团体,违反国家划定,以单元名义将国有资产团体私分给小我私家,数额较大的行为。可见,以单元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小我私家这一处分非法所得的行为,自己就是私分国有资产罪组成要件行为,对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建立不行或缺。

同样是将非法所得分配给本单元事情人员的行为,之所以会在差别犯罪类型下获得差别的评价,是因为单元受贿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客体差别。单元受贿罪作为受贿犯罪的一种,对其犯罪客体的解读在我国学界存有一定争议。但无论是基于当前我国较具影响力的两个学说的哪一个,③我们都可以认为:一旦单元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黑暗收受了种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本罪的犯罪客体即受到了侵犯。

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客体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本罪实行行为实施以前,行为人一定已经对于行为工具国有资产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管领、控制。从“私分”的法条表述上看,本罪规制的是以私分形式非法处分国有资产的行为。

亦即,只有在国有资产被非法处分之时,本罪的犯罪客体才会受到侵犯。因此,犯罪客体上的差异可谓是两罪的实质区别。此外,两罪在行为工具上亦可举行区分。

在单元将非法所得分配给本单元事情人员的场所下,单元受贿罪的行为工具系单元的受贿所得,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行为工具则为单元主管、治理、谋划、经手的国有资产。(二)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本案据以认定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案件事实中,均包罗使用欺骗手段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实践中,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使被害人(包罗国家)对于财物的精密持有转变为松懈占有,进而实施侵夺产业行为是产业犯罪的一种常态。

④事实上,针对国有资产的犯罪也通常均需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实施。由此可见,在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意义上,仅以犯罪的手段行为作为区分尺度的做法不应受到提倡。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的罪名,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果然对国有资产举行违规分配的行为一般是按配合贪污犯罪来处罚的”。⑤因此,为准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我们必须要联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设立配景与立法目的举行分析。从立法目的上看,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增设是思量到实践中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十分普遍,且社会危害性不比贪污小,受到“为公不犯罪”、“法不责众”思想的影响,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因此,立法机关经由多次讨论修改,最终将私分国有资产罪确立为现行《刑法》中一个独立的罪名。⑥可是,我们又不难发现,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定刑设置要显著低于贪污罪。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行为是为单元多数事情人员的利益实施,相比于为小我私家利益实施的贪污罪,主观恶性较小。

可见,立法者在现行刑法中增设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通过明确划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方式宣示该行为的违法性,以此强化刑罚的一般预防功效;其二,将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贪污行为区分看待,充实体现罚当其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基于目的解释的方法,在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时,应当着重考察行为人非法占有国有资产是基于小我私家所有还是单元事情人员所有的目的,以及被非法占有的国有资产实际去向和归属是小我私家所有还是多数单元事情人员所有。至于行为人藉以形成对国有资产所有权支配职位的手段行为,对于区分两罪而言则并不重要。

由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并不妥然排挤贪污罪的建立——一些情形下,行为人以私分为名,行贪污之实,将侵犯国有资产的非法所得主要用于少数人占有,此时则应当依竞合犯之处断原则,以贪污罪论处。此外,两罪的另一个区别是,私分国有资产罪须以单元名义实施,若非如此则难以体现“私分”行为之为单元多数人利益实施的属性,而贪污罪则并不以此为限。由此,司法实践中,在区分两罪时可以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单元团体决议、为单元谋取利益等情形。

二、单元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在本案的管理历程中,监察机关只对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移送起诉,并未移送起诉涉嫌犯罪单元,检察机关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的基础上,经与监察机关相同,对犯罪单元依法直接提起公诉。这一做法弥补了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毛病,切合我国单元犯罪制度的立法精神与司法政策,背后蕴含着单元犯罪在刑事责任负担上的特殊理念。《刑法》第三十一条划定:“单元犯罪的,对单元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本法分则和其他执法尚有划定的,依照划定。”该条划定确立了以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增补的单元犯罪处罚模式。从我国《刑法》划定来看,除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少数罪名外,绝大多数单元犯罪均接纳了双罚制的处罚模式。

⑦而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方式则是代罚制立法模式下的产物,⑧不应成为我国处置惩罚单元犯罪的主流做法。在单元犯罪的场所下,之所以在已经对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的情况下,仍要在原则上给予单元处罚,是因为单元犯罪的发生通常与单元存在的制度毛病、羁系缺失高度相关。立法者试图通过对单元组织体施加处罚,促使组织体完善机制和规章,增强监视和治理,以淘汰单元组织体成员的犯罪。

⑨因此,在单元犯罪建立的情况下,仅处罚直接卖力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仍不能充实体现单元犯罪的设立目的。此外,一些单元犯罪,如单元行贿罪、单元受贿罪等,属于只能由单元实施的犯罪,不存在直接责任人员组成犯罪而单元不组成犯罪的可能。对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仅移送直接责任人员而未移送单元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单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应当依法对犯罪单元提起公诉。

三、本案体现的刑事诉讼权责分工《刑事诉讼法》第七条确立了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在我国推行监察体制革新后,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举行监察,观察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糜烂事情。本案的管理历程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诸多环节体现了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事情原则,认真研究本案中检察机关的事情情况对于深入明白监察体制革新以来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办案协调衔接机制、准确掌握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2月30日起,《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以下简称为《刑事诉讼规则》)正式施行,思量到本案的管理历程中,《刑事诉讼规则》尚未施行,对于本案的焦点问题也宜当联合新规加以明白,实时更新思想。(一)关于检察机关在观察阶段的提前介入在本案的观察阶段,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通过梳理分析相关证据质料,向监察机关提出了完善证据的意见。这项事情为监察机关进一步收集证据,完善证据体系,为案件准确定性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条之划定,监察机关管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监察机关在事情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元应当凭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款划定:“经监察机关商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介入监察机关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联合该条的第一款划定,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监察机关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事情是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执法等提出意见,监视办案运动是否正当。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执法监视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执法监视权贯串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

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对于提高侦办效率、规避办案违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充实体现了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提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办案模式,对于推进审查引导侦查,不停提升刑事案件质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检察机关对单元犯罪依法直接追加起诉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历程中认为,应当以单元受贿罪追究某县图书馆的刑事责任。经与监察机关充实相同,检察机关对某县图书馆以单元受贿罪作了追加起诉。在本案中,之所以检察机关可以对监察机关未移送起诉的单元犯罪直接追加起诉,是因为某县图书馆建立单元受贿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据以认定其建立单元犯罪的案件事实并未超出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规模,追加起诉单元犯罪无须进一步通过侦查、观察增补事实。同时,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是否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罪行的审查,是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环节的重要事情,确保通过起诉给予被追诉人充实且不重复的评价亦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

凭据《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二十三条的划定,人民法院宣告讯断前,人民检察院发现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的,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的,可以直接追加、增补起诉。可以见得,不仅是单元犯罪案件,也不仅是审查起诉环节,在其他类型案件、其他诉讼环节中,检察机关对于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或罪行的情况,在无需增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也应当依法实时追加、增补起诉,确保案件处置惩罚的实时与执法适用的准确。(三)关于检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对于发现遗漏同案犯或者罪行,需要进一步增补事实的情形,检例73号也给出了处置惩罚方式。

本案中,检察机关对赵某案审查起诉时,认为徐某某也应以单元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徐某某有贪污其经手的财政资金的重大嫌疑,检察机关遂将徐某某涉嫌贪污犯罪的线索移交给了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具有明确的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四条划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在事情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行贿、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依法观察处置。

被观察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观察,其他机关予以协助。”职务犯罪案件的管理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与专业性,这对办案机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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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是我国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具有开展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观察的人力储蓄与物质条件。因此,职务犯罪的观察应当以监察机关为主导。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如果发现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遗漏同案职务犯罪人或犯罪事实的,应当实时与监察机关相同,依法处置惩罚。

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移送问题线索的方式实时与监察机关协调,在监察机关观察终结后,对遗漏的同案犯与罪行作了分案起诉,在确保原有案件实时审结的基础上,有效行使了检察机关的执法监视职能,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事情方式。指导性案例对此也作出强调:“如果监察机关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限内观察终结移送起诉,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的,可以并案起诉;如果监察机关不能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限内观察终结移送起诉,或者虽然移送起诉,但因案情重大庞大等原因不能实时审结的,也可分案起诉。

”需要增补的是,检察机关向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也应当保证事情的案件化、规范化,努力协助监察机关开展观察事情,切实推行好执法监视职责。此外,《刑事诉讼规则》也对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的处置惩罚方式作出了划定——凭据《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的划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增补观察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增补观察。

可以发现,退回监察机关增补观察的做法与指导性案例中移送问题线索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检察机关应当在办案历程中联合实际情况,详细问题详细分析:一方面,当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罪行影响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或罪行的追诉,难以分案处置惩罚,只有依据增补观察的效果方能作出进一步处置惩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增补观察;另一方面,当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罪行并不影响其他犯罪嫌疑人或罪行的追诉,分案管理或观察终结后再并案管理更有利于案件实时处置惩罚与查明案件事实的,则可以通过移送问题线索的方式作分案处置惩罚。需要注意,无论接纳哪种方案,在办案历程中,检察机关都应当实时与监察机关相同,在事情中充实贯彻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凭据《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四十四条的划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具有划定情形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增补侦查。

需要注意的是,自行增补侦查的规模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该条枚举的几类情形均为通过简朴的观察核实即可完成查证的情形,自行增补侦查只应限于人民检察院查证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形,刑事诉讼中职务犯罪的观察事情仍应坚持以监察机关为主导。显然,检例73号中涉及到的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与遗漏罪行的情形均不在此之列。

尾注:①https://www.spp.gov.cn/zdgz/202007/t20200722_473619.shtml,会见时间:2020年8月23日16:58。②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9 年版,第461 页。③即职务运动廉洁性说与职务行为不行收买性说,或者认为前者的实质为后者。

参见熊琦:《刑法教义学视阈内外的行贿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力研究与跨学科视角的综合分析》,载于《法学评论》2015年06期。④诚然,贪污犯罪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犯罪。可是,思量到这一犯罪类型与产业犯罪均以产业作为行为工具,在行为方式上亦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产业犯罪的一些理论可以参照运用于贪污犯罪。

⑤宗雨:《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共犯辨析》,载于《中国检察官》2014年16期。⑥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降生与生长完善》,北京大学出书社2012年版,第616-617页。⑦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执法出书社2016年版,第137页。⑧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书社2010年版,第110页。

⑨参见王志远、齐一村:《遗弃罪规制方式的社会转向》,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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